能够成为柯先生的弟子，接受共和国老一辈科学家的教诲，是一件非常荣幸且无法忘怀的事情。虽然时间已经过去20余年，无情的岁月也无法抹去与恩师相处2.5年时光的深刻记忆——
198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仅2.1万人，正就读四川大学大四的笔者径直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次年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理化系金属物理专业（次年独立成立材料物理系，现属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在全国高校材料类排名数一数二，该系当时另一专业为物理化学专业）相变理论研究方向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就是柯俊老先生（学部委员，几年后改称院士）。“五一”期间去到北京参加复试，在科学院图书馆一师兄的引导下，找到了位于海淀区学院路的学校。
由于师资力量十分雄厚（仅院士及挂在该专业招生的院士就有11人之多），该专业招生24人，在全校招生350人中属于招生最多的专业之一，恐怕也是全国招生最多的专业之一。复试那天，眼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整个西部地区就笔者一人），特别是众多来自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心里还是升起了一丝羡慕之情，但倔强性格造就的自信没有任何减弱，从容进入复试室。
在复试室的经历就令人难忘。别的同学一般进去5分钟就结束了复试，最多的也不超过10分钟时间，但笔者的复试却花去了30多分钟，老师们问遍了准备的所有问题，甚至连玻尔兹曼常数是多少都在问，最终还是被后来证实属班里最小的同学的回答折服了，一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事后才知道，笔者是该专业招收的第一位来自四川大学的学生，兴许是首次打交道的原因吧，老师们想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川大学生的知识面和实力，所以才从各方面提问考察。
1987年6月上旬到中旬，系里同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但笔者第一个收到复试通知书、第一批参加复试，却仍然未见录取通知书的到来。等到6月20日仍未收到，心里还是有点着急，于是去川大电话室准备打长话询问一下情况，但连续去了两次，花去两个大半天时间，长途电话也未能接通，只好去到成都市电信局直接给柯老拍了一封电报询问情况。
2天后，收到了快件，同学们都一致认为那应该是柯老先生的学生而不是他自己写的字，因为回信是直接写在电报纸背面的，而且是铅笔字。至今上面的内容都记忆犹新：1.考生记不住导师姓名可以理解，但柯召乃贵校著名教授，我叫柯俊。2.研究生招生工作属研究生院在负责管理，是否录取均由他们具体处理。3.如果已经被录取，相信不日便可以收到录取通知书，请耐心等待。柯俊——仔细一看，当时拍电报的时候估计一着急，将柯俊写成了柯召——柯召是川大老校长，我国著名数学家，也是资深院士——天啊，居然把两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名字给弄混了，这件事情顿时在同学们中成为了天大的笑话——后来才知道，电报纸上面的回复都是老先生自己亲笔写下的。过了几天，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几乎是全系考上研究生的同学中最后一个收到的。
1987年9月17日，学校研究生新生报到的日子。在与导师们见面的那天下午，心里真是担心急了，就怕老先生责怪写错名字的事情。哪知老先生似乎忘了似的，仅以微笑和语重心长的话语勉励同学们。在后来的每一次交往中，都可以从老先生那里学到或体会到很多，很多。
虽然还没有正式进入实验室，但老先生从来不忘对同学们的关心和培养。就在第一年的课程学习期间，老先生与肖纪美院士一道，为同学们开出了“材料物理SEMINAR”课程，该课成为全国独具特色的首门课程——每周五下午开课，请遍全球顶级科学家来到课堂为大家做讲座，其中国内的科学家就包括黄昆、林兰英等资深院士们，全都是材料界各领域内响当当的头号人物们；此外，还邀请世界分析电镜权威、悉尼大学的COCKAYN（？）教授携家人专程来京度假（自费），并为本班24个同学开出一门长达一星期的课程（免费，且自掏腰包为学生们复印教材，课堂上对表现出色的同学给予美元、澳元硬币或小袋鼠玩具等奖励）。
1988年春，在即将确定研究课题之前，笔者奉先生之命来到位于中关村的科学院图书馆，通过卫星连线查询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每分钟费用是20元，数百元的查询费在当时并不是小数目，体现了先生在了解国际前沿课题方面的大方。这是笔者首次直接接触并借助国际互联网查询资料，当然也属国内最早借助互联网查询资料的人之一。
就读期间，很多同学都指派了实验室的辅导老师，即副导师，但就在尚未正式进入实验室之时，笔者的副导师出国高访了，从而成为班上唯一一个没有副导师的学生。表面上看，似乎有点可怜，但实际上同学们都羡慕不已，因为笔者的自由度更大，就连经费本都捏在自己手上，相对说来花钱可以更“大方”一点，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确定具体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案方面，老先生完全放权，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只从大方向及原则上进行引导和把关，每个月向先生汇报2-3次实验的进展,这也是很多同学没有得到的一个训练——实际上这是当时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最终选择的课题是“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高氧单晶硅片热处理气氛研究。由于课题的需要,在随后的研究期间，笔者的足迹遍布了海淀区诸多的科学院研究所，其中半导体研究所、物理所、钢铁研究总院、有色院都是笔者常去的地方，特别是半导体所和有色院，一度每天都与那里的老师们（好几位老师后来都评为了院士）打交道，既学会了与人交往，又学到了很多做学问的本领。
在两位师兄师姐的帮助下，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1989年3月，在其他很多同学尚未入门的情况下，笔者的实验已进行得非常顺利且已经接近尾声，实验的结果也非常好，同时已经开始了学位论文的撰写工作。不过在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近半年时间内，所有工作因故全部停止，直到1989年8月提前返校开学时才又开始撰写论文，10月完成初稿并第一个提交给老先生过目。
当时的本科生就被誉为天之骄子，硕、博士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班主任老师告诉大家，每个同学的成绩都够格，只要愿意，都可以直接转为博士研究生身份，不用进行硕士学位答辩。年龄偏大的同学愿意直攻博——同屋的两位师兄（现在一个是北京科大副校长，一个是中信证券高管）便同意转博，班上年龄偏小的同学都不愿继续读书，都想尽快毕业挣钱了。
在等待先生改稿期间，班上的同学们都在传言，说是老先生们根本没时间看稿子，顶多翻两下就会还回来。但实际情况是，过了大约20天时间，先生一个电话把学生叫到了他家里，面对面地交谈了3小时。在交谈期间，眼见自己的稿子上全是红铅笔字，心里惭愧得很，原来先生不但不像大家所说不看稿子，而且看得十分仔细，把所有不妥、不通的表达语全部进行了修改，就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稿纸的正面写不下了在反面接着写，可以说近五万字的手写稿子被先生修改得面目全非——如今这份手稿仍被笔者所珍藏，这次修改为笔者后来写作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大幅度提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示范性和模仿性作用。
就在离开先生家回宿舍的路上，作为一个20岁出头的小子来说，心情非常复杂。回到寝室同学们都争相传阅修改稿，都为先生严谨的治学作风所折服，同时也完全纠正了之前的错误传言，纷纷表示他们的稿子也要认真撰写才是。
1989年12月19日，答辩日。当时一般研究生答辩时间是1小时，但笔者的论文答辩从下午4点钟（之前是另一个同学，目前定居在加拿大）持续到晚上7点钟。由于已经购买当晚11点15分北京开往成都的7次特别快车车票，老先生不顾疲劳，将笔者叫到一个屋子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其中第一句话就让学生差点留下眼泪：“这两年我没有尽到一个导师的责任，很少管你，让你受苦了，知道你过一会就要走了，我向你说一声对不起（写到这里，眼泪禁不住冒了出来）。”
一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一位共和国元勋级科学家，一位和善慈祥的长者，在以一种独特但十分有效的方式培养着自己的学生，却在学生完成学业即将离开之际向自己的学生陪不是！这是何等谦逊的态度，这是何等高尚的人格，这是何等不让学生在以后的道路上不刻骨铭心的话语啊！！事实上，虽然学习期间的确比别的同学多付出了一些，虽然也出现过私下发牢骚的情况，但正是有了先生这种只管大方向的对学生独立性的培养，才练就了后来面对任何事情的不急不躁的心态、从容面对任何事情的处事能力，以及那种严谨而科学的态度，学生感谢还来不及呢，何来道歉之说呢？
我们的老一辈，就是如此言传身教地教导着自己的弟子们，不经意间就让学生学到了别处无法学到的东西。虽然时间过去20余年了，但与先生的每一次会晤的情景及谈话的内容，仍然铭记在学生脑海里；先生的很多作风和做法，也早已通过学生传递到了后来自己的学生中去——现在每年笔者在川大的学生中均有人考取北京科大研究生，继续接受并传承着这些优良的传统，不能不说就是受到了笔者的某种影响。
在严谨、严肃的作风背后，先生也是一位风趣之人，时常面带微笑，威严的背后掩饰不住那份慈祥，感觉伟人也是平常人，并不神秘。记得有一次包括系里柯老、肖纪美和马如璋在内的几位老先生与班上同学座谈，有同学询问老先生待遇如何，柯先生与肖先生顿时表现得特别活跃：“我和肖先生50年代回国的时候工资就是300元，当时在北京可以买猪肉...斤（不记得具体数目了）；现在工资是340元，可以买猪肉80多斤（那时北京精瘦肉每斤4元）。30多年工资增加了40元，猪肉是原来的几分之一。”一席话把同学们说得大笑起来，顿时感觉到原来大人物也是平常人嘛，很快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就在这次座谈结束的时候，笔者与另一师兄一道将老先生送到楼下，惊讶地发现老先生居然是骑自行车来到研究生宿舍参加座谈的，而当时北京正值大雪天，道路上的结冰无法融化，连走路都要小心又小心，一位70多岁的老人居然骑一辆28吋的自行车出行，且那辆车并不比我们学生的新。
stormgao86
发表于 2012-3-23 10: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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